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朵云轩2026春季艺术品拍卖会857 为卢襄作「雨景」-拍品明细-易胜拍卖网

朵云轩2026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 云集——中国书画夜场
857 为卢襄作「雨景」

查看大图

图录号	857
拍品名称	为卢襄作「雨景」
尺寸(CM)	123*31cm
作者/年代	文徵明（1470～1559） /
质地/形式
钤印/款识	/ 款识：徵明为石湖作。印鉴：文徵明印鉴藏印：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古希天子、淳化轩、宝笈重编、石渠定鉴、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曾存定府行有恒堂、行有恒堂审定真迹题签：一、明文衡山雨景真迹妙品。癸亥（1923年）春月，若木题签。钤印：若木珍藏二、文衡山雨景无上妙品。清宫故物，汲古阁珍宝。民国己卯（1939年）秋，友庆题签。钤印：曹
估价	1200000-1800000
备注	说明：一、本幅上款“石湖”为明代官员文士卢襄。本作原为清乾隆内府旧藏，附清乾隆轴头并钤石渠诸玺印，后赐予定亲王载铨，成为行有恒堂收藏。后为民国大收藏家蒯若木、曹友庆汲古阁旧藏并题签，1939 年，曹友庆曾携带本幅至鉴定巨擘张珩先生处鉴赏，张葱玉审定为真迹后并记录于其日记之中。二、上款卢襄（1481-1531），明吴县人，字师陈，自号五坞山人，别号石湖。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永丰知县，转刑部主事，改兵部，升礼部员外郎，迁职方司郎中。寻改武选。以争大礼下狱，事白，升陕西右参议。为文敷腴明畅，诗尤精。卒后文徵明为他撰墓表，为不使先贤故实隐而不彰，“乃述其山川古迹为《志略》，又集诸人题咏为《文略》”。卢襄世居石湖，辑有《石湖志略》一卷。三、蒯寿枢（1876-1945），字若木，号员叟，佛号圆顿，室名自闻闻斋，安徽合肥人。晚清学者、政治家蒯光典（字礼卿）从子。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创会会员。民国初年任宁夏镇守使。曾任国民政府驻日学务总裁。随杨仁山居士习佛，为金陵刻经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并担任流通处主任。从沈曾植习诗文。工书画，富收藏，所藏多得自蒯光典所遗。故宫博物院藏有吴昌硕为其所刻印十四方，如“若木”、“合肥蒯氏自闻闻斋收藏印”等。四、曹友庆，一名友卿，民国时期上海汲古阁装池铺店主，书画商人。颇具鉴定眼光，时人称为“裱画绅士”。与吴湖帆、谭敬等海上收藏名家交游，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即由曹友庆寻得售予吴湖帆。烟雨水墨见真淳 ——文徵明“粗文”佳作《雨景图》及其流传考辨在明代吴门画派的璀璨星河中，文徵明无疑是最为耀眼且长寿的一颗巨星。世人多知其细笔青绿之精工雅致，却往往忽略了其晚年水墨淋漓、逸气横生的另一面。今日所论之《雨景图》，正是文氏“粗文”风格中极为罕见且珍贵的杰作。此作不仅以纯水墨绘就了江南夏山雨后云烟氤氲的绝妙景致，更承载了从乾隆内府到定亲王载铨，再到民国海上藏家的传奇递藏经历，是一幅集艺术价值、文献价值与鉴藏史价值于一身的稀世珍品。一、“粗文”之辨：笔墨间的逸韵与真淳收藏界有“粗文细沈”之说，盖因明四家中，文徴明的“粗笔山水”、沈周的“细笔山水”此二风格，流传甚少，为文人所重。《去非草堂诗钞》即有诗云：“文沈唐仇四大家，粗文细沈足堪夸。”以文徴明而言，不同于其“细笔山水”取法赵孟頫、王蒙等，其“粗笔山水”则主要师法沈周、吴镇，在粗简中表现层次及韵味。文徴明“粗笔”画作，如中国台北故宫所藏文徵明《仿吴镇山水卷》可见知命之年的“粗文”作品用笔仍偏于谨细，且带有明显的沈周风格的影响；而至其耄耋之年的粗文作品，如北京故宫藏《溪桥策杖图轴》，用笔已是一派老辣苍劲、墨气淋漓。这幅《雨景图》便是“粗文”风格的典型范本。画面全以水墨写成，摒弃了色彩的修饰，纯粹依靠墨色的浓淡干湿来表现物象。画中远景山峰隐没于茫茫烟雨之中，仅以淡墨渲染出轮廓，营造出一种深邃而迷蒙的空间感；中景乔木繁茂，枝干穿插错落，画家以湿笔饱蘸水墨，通过笔锋的提按顿挫，生动地刻画出树木在雨水滋润下的苍润质感；近景坡石则以浓墨点苔，笔触果断有力，既表现了雨后泥土的湿润厚重，又为画面增添了节奏感与生命力。二、石湖归隐：文人交游与精神寄托书画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载体。本作的受画人卢襄，字师陈，自号五坞山人，别号石湖，是文徵明的同乡好友。卢襄生于1481年，卒于1531年，嘉靖二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职方司郎中等职。虽曾因“大礼议”事件下狱，但后仍获重用，官至陕西右参议。卢襄世居苏州西南的石湖，并辑有《石湖志略》一书，对当地的山川风物了如指掌。其去世后，文徴明为之撰写墓表，亦可见交谊匪浅。石湖对于苏州文人而言，不仅仅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精神符号。这里曾是春秋时期吴国的王室苑囿，见证了吴越争霸的金戈铁马；也是越国名臣范蠡功成身退、携西施泛舟归隐之地；宋代大诗人范成大晚年致仕后亦在此筑室而居，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此外，吴中亦有盛景“石湖”，文氏咏石湖诗至少数十余首，曾作行书卷《石湖烟水诗》、山水画卷《石湖清胜图》等，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足窥其之“石湖”情结。因此，石湖在文人心中早已成为了“归隐”与“高洁”的代名词。文徵明作为长洲人，对石湖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年轻时便常游历于此，并以石湖为题创作了大量诗画。在这幅《雨景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自然的雨景，更是文徵明对好友卢襄生活环境的写照，以及他自己内心深处对那份宁静致远生活的向往。画中，峰峦耸峙，直入云端，应是雨后新洗，水雾迷蒙，显得浑厚而华滋。而郁郁葱葱的树林，参差错落，叶片色分浓淡，坡岸野草点缀，将江南雨林的盛景尽显笔端。此时，天籁寂静，似乎鸟声可闻，叶片动势，亦似有微风徐徐，绘事精湛。以此相赠卢石湖，画中雨景又何尝不是文徴明心中时常挂怀的“石湖”景致。这种基于深厚友谊与共同文化认同的创作，使得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展示，拥有了动人的情感温度。三、清宫旧藏：五玺之谜与赏赐流转本作的流传经历堪称一部微缩的清代宫廷收藏史。画卷保留了清宫内府制轴头，本身画芯中亦保留清宫原装旧貌。并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等五玺。然而，令人疑问的是，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皇家印记，此作却未见于《石渠宝笈》的任何一编著录。这一现象初看似乎矛盾，实则暗含玄机。根据薛永年先生对《石渠宝笈》凡例的研究，乾隆朝内府书画鉴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等书画通常加盖五玺甚至七玺（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并录入书中；而次等书画或虽佳但未及入书者，往往只盖前五玺。更重要的是，许多盖有五玺的作品并未编入《石渠宝笈》，而是被作为赏赐品赐给了王公大臣。正如阮元在《石渠随笔》中所言：“若无此二玺（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则非入书之件，或贮库，或发盛京，或赏诸王及军机大臣……” 结合本作上钤有的“古希天子”圆印（此印镌刻于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年），我们可以推断，此作极有可能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石渠宝笈·续编》纂修期间（1791-1793年）之前，被乾隆皇帝作为恩宠之物赏赐出了宫。这种“有玺无书”的现象，反而证明了它曾是皇帝案头把玩或特意留作赏赐的珍品，其流传路径比那些静静躺在库房中的著录品更具动态的历史价值。四、豪门递藏：从定王府到汲古阁流出宫廷后，此作成为了定亲王载铨的囊中之物。载铨是乾隆长子永璜的曾孙，深受道光、咸丰两朝皇帝赏识，官至礼部、工部尚书。他不仅是位高权重的宗室成员，更是一位极具品味的收藏家与艺术家。他建有“行有恒堂”，亲自设计定制各类文房雅玩，其收藏的书画多钤有“曾存定府行有恒堂”及“行有恒堂审定真跡”印。本作上的这两方印章，清晰地记录了它在晚清时期的归宿。载铨之孙毓朗曾有诗云：“曾存定府先人言……始信成亏两无惑”，足见其对家族旧藏的珍视。进入民国，风云变幻，清宫旧藏大量流散民间。此作先后为大藏家蒯若木、曹友庆所得。蒯若木出身合肥名门，曾任国民政府驻日学务总裁，富收藏，工书画。1923年的《晋振书画古物展览会出品目录》中列有其藏品“明文衡山山水轴”，虽命名简略，但结合时间与藏家背景，即为此作。此后，此作转入上海著名书画商、汲古阁主人曹友庆手中。曹友庆在民国上海收藏界地位显赫，曾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卷》售予吴湖帆。1939年11月27日，曹友庆特携此作拜访鉴定巨擘张珩。张珩在当天的日记中明确记载：“友庆来，持示……又文衡山《雨景》轴……二件俱真。”张珩先生审定为真迹后并记录到他的日记当中，更显其珍，为这件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名作盖上了“真迹”的钢印，也为其在近代的流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幅文徵明《雨景图》以其精湛的“粗文”笔墨、深厚的文人情怀、清晰的宫廷赏赐脉络以及可靠的近现代名家递藏，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精彩的故事。它不仅是我们欣赏明代文人画高峰的窗口，更是触摸中国书画流传历史脉搏的珍贵实物。
拍卖会名称	朵云轩2026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云集——中国书画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