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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宝2019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 一念莲花开——敦煌写经及佛教艺术专场
873 天平十六年瑜伽师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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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873
拍品名称	天平十六年瑜伽师地论
尺寸(CM)	840×24cm
作者/年代	-- / 暂无
质地/形式
钤印/款识	/
估价	800,000-1,200,000
备注	提要：此卷佛经即是石山寺于天平十六年（744年）奉写经卷。天平十六年公元744年正好是中国唐朝玄宗朝时期（712-756）年，处于唐朝经济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期，日本遣唐使的拜访，促进了中日在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交流，佛教写经作为重要文化的一部分，也在这交流和融通中得到发展和延续。本卷宫廷经师，书法精湛，纸墨亦佳，不仅在日本写经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和文物价值，堪为日本宫廷写经之精品。东瀛法宝天平十六年瑜伽师地论天平经是指日本天平年间之写经。又为奈良朝时代写经之总称。此时之写经，大多于写经所中制作完成。官设写经所之创始情形不详，仅知天平六年（734）已有写经司，十三年顷改为写经所，十六年顷置有专供写作注疏之写疏所。十八年顷专指写作法华、最胜王经之处为写经所；而将两经以外的经律论之写经所称作‘写后经所’。其后写疏所渐趋衰微，东大寺写经所、内道场之奉写御执经所兴起，另有金字经所及寺家、贵族之写经所，存续至奈良朝末期。写经所中设立监督者、检校，其下尚有经生（写字者）、校生（校正者）、装潢（表装者）、题师（题字者）等。天平写经迄今仍存者，分藏于日本各地。而根据荣原永远男先生的研究，当时的写经活动是有固定的量，比如写一部《一切经》，类似于现在的项目制，当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同一批人或者会到别的地方接受下一个项目。比如“天平十四年六月，福寿寺写一切经所改名为金光寺写一切经所”。因此上述的写经，所有书写可能是同体异称。中国与日本自古一衣带水，早在隋唐，便已互派使者。此时的唐朝是亚洲文化的中心，故此日本社会以模仿唐人为时尚。自佛教东传以来，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期。唐代佛教盛行，佛经的抄写活动十分频密，官方和民间均有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活动。抄经的作品数量都极为庞大，尤其以当时官方所组织的抄经活动更是规模庞大，所用纸张，装帧，以及抄写质量都是当时最高的规格。由于唐代的长安是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奈良时代的日本非常崇尚唐文化，在政治制度、律令、学术、文化艺术、城市规划都是照搬长安。故此写经的制度上，中日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写经体楷书作为书法史的一个重要分支，由数量庞大的无名书人完成，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日本的遗存，故此存世量巨大，为书法研究者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此外，东晋以来，士人多喜书，又喜收集互相往来信札以辑成尺牍集合，故书法风气日盛。王羲之的书名，其在世时已显，而后世亦多推崇。唐以来写经生书亦多从此出。佛经随着佛教传入，开始了一些自发性的抄写活动，在奈良时代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写经活动。而后到天平时代，伴随着佛教昌盛，更具规模的写经所应运而生。当时的官立写经所设立在东大寺里面是当时全国写经的中心。这些记录现在还可以从正仓院现存的文书里面看到。进入天平年间，写经所由于官寺的需要大量藏经，氏族的寺庙需要抄写佛经进行祈愿，所以当时出现了不少临时设立的写经所。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与文明，多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与消化。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僧侣之间的文化往来更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佛教文化是在六世纪前半叶传入日本的。《日本书记》里曾记述在饮明天皇时代从百济传来佛教：“百济圣明王遭西部姬氏达奉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井上表劝信佛法，这为佛教传日之始。日本最初的写经当是在天武天皇元年（公元673）。《正史》载有“始雍书生，于川原寺写一切经”。其实写经早在飞鸟时代（公元552-645）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民间集道进行抄写，尚处于个人随机因缘的性质。然而，日本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则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此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经历了教百年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侧，进入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太平盛世。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房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曾派遗唐使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随遭唐使来中国的着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没、空海、圈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又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同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以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严格按照大唐标准恭敬抄写大藏经。从天平宝字年间至宝龟年间。随着思想、经济、生活态度上的转变，其温雅的书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而取代它的则是富有创意的新兴书风。传圣武天皇《贤愚经》亦称《大圣武》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部写经打破了以往写经的常规，每行经文字数不等，这是一卷破格体的大字写经，文字大小错落，顿挫分明，富有重量感，似乎受北魏雄强的龙门造像书风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碑帖的阳刚之美。从而结束了长期因袭了写经模式，表现出庄重感和深邃的魅力。这些写经区别于最盛时期规整瘦劲法度森严的楷法，而是受大圣武书风所引发，书写的是北魏斩钉截铁、富有阳刚之美的雄强书风。我们在日本的古写经中，都可以在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中找到相互印证的理由。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南北朝写经与石刻佛经也会对初唐书家书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及在儒家文化的燕陶下，“尚法”的唐代书风也正适应了写经所抄写佛经的要求。天平经是日本古代流传的经卷，不仅是重要的文献价值，还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奈良时代的天平经，在悠久的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文史价值。天平经是我们研究汉文大藏经的重要资料，它对于我们研究这些文献本身、研究大藏经的发展及各种表现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同时，从天平经上可以看出六朝一路书法风格之延续，对于我们研究日本书法艺术以及中国书法提供一个可研究的范本，不啻意义重大。
拍卖会名称	北京荣宝2019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一念莲花开——敦煌写经及佛教艺术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