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骏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1秋季艺术品拍卖会168 草书李白诗立轴墨色纸本-拍品明细-易胜拍卖网

2011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 翰德堂藏于右任书法专场
168 草书李白诗立轴墨色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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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168
拍品名称	草书李白诗立轴墨色纸本
尺寸(CM)	130×65cm
作者/年代	于右任 / 暂无
质地/形式
钤印/款识	/
估价	280,000-280,000
备注	著录：《德门画廊书画选集•第一集》，台北德门画廊，1980年5月。款识：太白诗。于右任。印鉴：右任（朱）签条：于髯公草书李太白诗《鹦鹉洲》中堂。德门居主人拜署。印鉴：吕芳庭印（白）、德门居（朱）鉴藏印：德门吕氏所藏（朱）、翰德嘉宝鉴藏（朱）录文：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起，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备注：此作曾经吕芳庭鉴藏。吕芳庭：斋号德门居。台湾著名书画鉴赏家，设有德门画廊。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后以字行，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1878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他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于先生不仅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清末以来杰出的书法家。也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他在诗、词、曲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尤其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于右任的书法，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书作。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俯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否则，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行楷书，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 于先生自1929年始，即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此外，于先生又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这些符号架起了衍化草书的桥梁，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于右任先生的四个标准书写原则；一组神奇的符号；一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同时，《标准草书》的问世，成了初学草书者最喜规抚的入门课本，是学草书的最佳途径。这本书在台湾已九次再版，在大陆也多次印行，但仍供不应求，真乃一时“洛阳纸贵”，可见这本《标准草书》在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正如著名书画家刘延涛先生所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于右任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到了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他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作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他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日本朋友称他为“旷代草圣”。于右任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诗人、政论家，是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当他滞留孤岛时，对大陆情念颇深。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作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其乡思之苦，溢于言表，成为千古绝唱。于右任的书法艺术文/梅墨生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于右任书法在近现代书法发展史中特殊的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对于这位碑派大家的书法，人们已有很多研究，在这里篇幅所限，祗好先讨论笔者最感重要的问题。在清末民初之际，可以划归为“雄强”或者说“阳刚”这个美学范畴的书法大家，前后有两个人物最为重要，那就是吴昌硕和于右任。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的书坛，仍然是碑派书法的天下。虽然外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些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在根本上并没有能够使有志气有胆识的国民骄子改变他们强国强种的民族精神。于右任生逢此际，慷慨以国，从政从戎，奔走革命，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留下了令人钦敬的一笔。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不同于人处。也就是说，早期的于右任不多属于艺术的，更多是属于社会政治的。这些奇特不凡的生活经历，动荡不平的社会历史，不会不对他的书法生涯产生影响。后半生的于右任虽然未必尽属于诗、书，但历史仍然使他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书法家和极有影响的诗人。评价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我们似不能脱离这种历史框限。就艺术来说，在碑学观念的笼罩下，于右任的书法贡献主要是什么？一般说来，论于氏的书法就不能不提“标准草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于右任从普及推广规范化草书体势中找到了使书法走向通俗大众化的艺术道路。这一善意导向的文化观念也许是为了传统艺术的深植民众土壤，因为他当时提出的“四个标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便不全是艺术的范畴。应该看到，对“标准草书”的提倡在那个时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即便在今天的书界，呼吁人们把法度“标准”一下也并非过时。但是，我们估价一个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往往要陷入一个“怪圈”中：从艺术学角度？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标准草书”的力倡标准化、规范化，其宗旨便具有社会文化学的肯定价值，似乎艺术视角的价值便要弱得多。因为艺术可以不考虑科学的问题。也许有人要说，起码要求革法“标准”并不错。当然，胡涂乱抹是“天文”，而不是“草书”。既“草书”’，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草法”，即便各家各帖有异。仍在大的“标准”之内，人们终可识读，否则便被置诸“草书”艺术之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草书”并不怎么具有艺术审美上的意义，当不是瞎说。必须强调，我们并不反对“草书”的“草法”要“标准”——我们要在国际标准的规定范围内踢足球，否则“入球”也没有用。法度的规范化不应该成为风格多样化的对立体，他们有矛盾，但高明的书家就是要统一这个矛盾——在限制中显出身手。这便是从艺术本体论看“标准草书”问题。事实上，于右任先生在30年代倡导标准草书以来，书法的发展仍然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而演进。作为这一艺术主张的于右任基本上没有成功。然而，作为书法实践家的于右任却成功了。他在深入理解碑学传统、创造性地继承碑派书法的同时，开拓了碑帖结合派的审美新视野，创立了吞吐古今、大气磅礴的“于体行书”面貌。他所承接的是来自于赵之谦、何绍基、杨守敬、康有为、沈曾植、吴昌硕一脉的碑骨帖魂式的书法余脉，并赋予了鲜明的自家气质。张裕钊的做作与误解碑派法、李瑞清的战颤习气与无力的追摹漶德视觉、康有为的外呈雄强之气，都没有给于右任的行楷书留下多少不好的影响，他接受了他们的美学观，却没有接受他们的实践论。于氏直参三代，深研六朝，“朝临石门铭，摹写二十品”（自作诗句），融身于博大精深的碑版墓志之中，终于建树了自己的风范——雄迈清新、古朴典雅。于右任行楷书，起笔收笔泯去繁饰的笔法以简驭繁，以平求奇，直入平出而意态万方，可谓深悟“帖法”。这种笔法上的“书写”意味，不仅证明了他是真知运笔之妙的大家，同时也是他平中见奇、寓雄逸于质直美学理想具体体现。他的笔法的外象虽然平直简捷的，其内含却相当厚重和丰富，是“炫烂之极”后的“归于平淡”，所体现的审美素质异常深刻和富有艺术感染力。在字的结体上，他的渊源碑版墓志摩崖法也师心自用，妙于剪裁，具有兀然独秀的风采。奇正相生、疏密相间、开合擒放、备及变化的手段，呈露着“熟后生”、“生后熟”的锤炼匠心。这种笔法与结字上的一致性，足以证明他的“深入浅出”于传统美感和古人技法的本领——艺术胆识、艺术能力的综合力。就上述特征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融洽碑帖两大美感式样于一炉的书界巨子，也可以认为他是开拓了碑派书法新格局的一代大家。内在风格上的兼容性、表现上的洗炼化，集中为于右任书法的美学特征：雅、大、自然。在寻找书法笔致美、结构美、意境美的努力中，于右任形成了“典雅的碑风”。是历史社会的人文背景和个性气质、文化素养以及丰富的书艺传统合成了“于体行书”。它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对后来书法发展的影响都是20世纪前期他人无与伦比的，也是整个20世纪极少几位书法重镇之一。他把书法的“写”的意蕴臻于一种完美。在开拓碑派书法美和创造碑帖结合新的美感式样方面．他都是一个随先启后型的转捩性人物。
拍卖会名称	2011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翰德堂藏于右任书法专场